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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战为什么日本会进攻中国原来早有预谋

发布时间:2021-02-01 10:51:56 阅读: 来源:肩垫厂家

二战为什么日本会进攻中国,原来早有预谋!

日本发动甲午战争,前承 16 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、觊觎明朝,后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14 年侵华战争,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,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。日本侵华,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。自古即立“八纮一宇”说。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,国土狹窄,资源不富,却“不甘处岛国之境”,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,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、台湾岛、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,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“远大目标”。

“雄飞海外”、称霸世界,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。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“八纮为宇”狂想。“八纮”一词原出中国典籍《列子·汤问》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,意指四方四隅。成书于 8 世纪、用汉文写作的古典《日本书记》借用此词,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,内称:“兼六合以开都,掩八纮而为宇。”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,置诸一宇之下,而这个“屋顶”,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。

此一妄念,自古代延至近代。明治维新伊始,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。1903 年,日本“国柱会”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“掩八纮而为宇”之语概括为“八纮一宇”,字面意思似乎是“四海一家”,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。1915 年 3 月 11 日,国柱会机关报《国柱新闻》刊登《神武天皇の建国》一文,正式抛出“八纮一宇”说。1940 年 7 月 26 日,日本近卫内阁制定《基本国策纲要》,声言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,“八纮一宇”为其根本目标。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,“八纮一宇”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,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,一为“武运长久”,一为“八纮一宇”。

▲ 至今,“八纮一宇”仍然镌刻在日本某些建筑上。

“八纮一宇”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。自大和国于 4 世纪末、5 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,即践行“掩八纮而为宇”的扩张计划。

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“征伐三韩”的传说。4 世纪末,倭王侵犯朝鲜,渡海攻破百济、新罗城池,并掳掠奴隶、布帛,后被击败,退回日本。7 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政争,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,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“白江之役”。16 世纪末,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初步平定战国纷争,立即向外扩张,先是迫使朝鲜、菲律宾、琉球前来朝贡,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,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。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,丰臣秀吉铩羽而归,一蹶不振,然其“必图朝鲜、窥视中华”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。

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,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。因国力所限,又为了禁止“异教”“异学”入境,幕府于 1633-1857 年两百余年间厉行“锁国体制”,对外侵略偃旗息鼓,然“掩八纮而为宇”的诉求未曾消弭,封建领主仍怀“德化宇内”之想,且于内敛间,令“日本中心主义”精神发酵。

▲ 1592-1598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,又被称为“万历三大征”“壬辰倭乱”或“文禄-庆长之役”。

江户幕府后期,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、日本、朝鲜。日本儒学家、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,其共同意向是: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、天皇至尊,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,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。

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“经世家”佐藤信渊(1769-1850)。他 1823 年(文政六年)撰《宇内混同秘策》,首句称:“皇大御国(指日本——引者)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,为世界万国之根本,故若能经纬其根本,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,万国君长,皆为臣仆。……安抚万国之苍生,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”佐藤说:“以此神州(指日本——引者)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,混同世界,统一万国,何难之有哉!”“皇国征伐支那,如节制得宜,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”。

其计划为: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。如得满洲,“则朝鲜、支那次第可图也”。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:在东京、关西、中州、筑紫、陆奥等八地域实行“富国强兵”,得雄兵 20 万人,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,先锋直扑江南,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,录用支那人才,征服支那之后,再图东南亚、印度。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,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,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,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。

时至江户幕府末年,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,陷入半殖民地危境,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,主流意见为:仿效西方,殖产兴业、富国强兵,对外关系上,顺从列强,榨取朝鲜、中国等邻邦,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。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,基旨颇类 19 世纪兴起于西欧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,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。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,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,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。

▲ 吉田松阴(1830-1859)和福泽谕吉(1835-1901)

吉田松阴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,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。他提出“失之于欧美,补偿于邻国”的“海外补偿论”,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,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。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: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,顺从俄、美、英,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,进而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”,为将来“并吞五大洲”作准备。此种战略构想,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“大陆政策”的直接前导。

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、木户孝允、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,高杉于幕末亡故,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。值得一提的是,1862 年,幕府派官船“千岁丸”首航上海,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,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,其“中国观”发生重大变更:由先前对“文化母国”的景仰,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,并生出侵凌之念。

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《清国上海见闻录》中写道:“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,兵卒敝衣、垢面、徒跣、露头、无力,皆乞食,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。像这样的士兵,我一人可敌五名。若给我一万骑,率之征战,可纵横清国。”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,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,高杉在上海撰诗《晓步西门外》云:“自许皇国刀锋锐,五大洲中可独行。”

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。作为启蒙论者,福泽力倡“文明开化”,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,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。他主张学习欧美,同时把中国、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“野蛮未开”的“恶友”,予以抛弃乃至侵凌,这便是福泽的“脱亚入欧论”。

为实施“脱亚”“侵亚”,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。他的《通俗国权论》说:“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,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”,洋溢着武力崇拜。他还一反“兵者凶事”之说,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。福泽 1887 年撰《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》,称“兵为凶事,战为不祥,古今皆以为如此。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。然而,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,打仗未必是凶事,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。”

按福泽的逻辑,打仗成为好事,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。可以说,福泽此议是为 7 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。同在 1887 年,日本参谋本部制定“清国征讨策略”,此为日本侵华的“大陆政策”之端绪,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,第二步是吞并朝鲜,第三步是进军满蒙,第四步是灭亡中国,第五步是征服亚洲,称霸世界,实现“八纮一宇”。

▲ 二战期间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——背面即宣扬战争意志的“八纮一宇塔”。

如果说,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,虽影响广远,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,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,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、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。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“近代文明导师”,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,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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